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被稱為“國際紡都”。2022年，柯橋區人民檢察院通過大數據監督模型，監督糾正62件花樣著作權虛假訴訟案件，入選2022年知識產權檢察十大案事例。圖為工作人員在柯橋區一家紡織產業公司的樣品庫房內整理面料樣品。新華社發

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被稱為“國際紡都”。2022年，柯橋區人民檢察院通過大數據監督模型，監督糾正62件花樣著作權虛假訴訟案件，入選2022年知識產權檢察十大案事例。圖為辦案人員在走訪商戶。柯橋區人民檢察院供圖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法眼觀】

隨著民法典、新專利法和新著作權法等的實施，知識產權法制不斷完善，公眾對創新成果、智力付出的維權意識日益提高。據了解，2022年全國法院審結一審知識產權案件219.4萬件，同比增長221.1%。

侵權發生后的維權需要專業應對，很多權利人選擇了商業化維權。其基本模式是，知識產權權利人授權給專門進行知識產權維權的機構，由其進行維權，實現權利人和被授權方共同獲利。此類機構通常發起批量維權，追求高額賠償，運作模式高度商業化。

商業化維權的出現，一方面使得權利人能夠更加便捷、低成本地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也因其追求高額牟利，存在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可能。商業化維權具體存在哪些問題？司法實踐中如何更好體現知識產權維權的應有之義？記者就此進行了采訪調查。

廈門某媒體編輯在設計某專欄時，在網絡上找了一張“華表”圖片。因網站沒有備注該圖片的版權信息，編輯認為圖片是可以共用的。然而不久，北京某圖片公司稱該“華表”照片是其享有著作權的作品，并對該媒體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損失。據了解，圖片公司同期在全國提起的“華表”圖片維權案件超過百件。

法院經審理認為，雖然上述媒體下載的網站并非該圖片公司的網站，且未標注著作權人信息，但是經過追蹤，本案當中的“華表”原始圖片的確出自該圖片公司網站，圖片下方以文字形式明確提示該圖片的版權歸圖片公司所有。最終，法院判定被告方賠償人民幣3000元。

1.謹防權利變成“商品”

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法官楊潔的印象中，圖片類作品維權是如今商業化維權的高發領域。尤其是2019年至2021年期間，維權主體主要集中在幾家知名圖片公司。

商業化維權由來已久。早期常見于包括針對KTV等經營場所播放音樂作品、音像制品的著作權糾紛，后來又有針對侵犯圖片、電影等作品權利的著作權糾紛。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李永明回顧，著作權法施行后，凡是侵權行為比較普遍、人們的版權意識又比較淡薄的領域，往往都伴隨著商業化維權。

李永明認為，商業化維權的實質，是權利人將知識產權維權的權利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了“交易”。“法律用語是轉授權，權利人授權給對方，同時又授權對方可以授權第三方。商業化維權從法律上來講是合法的。但具體的行為是否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對新技術、新業態發展的影響究竟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是值得探討的。”李永明說。

為了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激發社會創新活力，2018年以來，我國在立法中加速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總括性規定了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標志著懲罰性賠償在知識產權領域實現全覆蓋。由此，司法實踐中很多知識產權侵權案件賠償數額明顯提高。

在高額賠償面前，商業化維權機構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發起了很多有爭議的行為。比如，發現侵權行為后并不及時進行制止，而是縱容對方繼續侵權，待侵權作品數量、侵權持續時間、侵權影響范圍等積累至一定程度再進行高額索賠。有的專利權利人被侵權，商業化維權機構不從源頭進行制止，而是不斷對產業鏈下游不同地區的銷售商、使用商提起訴訟，導致訴訟遍地開花。有的組織將省一級區域維權權利一口價出售，購買機構再以市一級為單位分別加價賣出，層層分解層層加碼，賠償金額幾乎都落入了維權機構，權利人所得寥寥無幾。

“侵權方侵犯了他人的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合法權利，不論是不是采取商業化維權的方式，權利人通過維權獲得賠償是無可厚非的。真正有問題的，是過度的商業化。”北京恒都（杭州）律師事務所律師李丹總結。

2.莫讓訴訟成牟利途徑

個別領域維權過度商業化的現象，也引起了司法機關的重視。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明確表示應當嚴格審查照片作品的權利歸屬證據，并應嚴格依據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進行審查。要嚴格審查照片作品首次公開發表的時間，不得僅以水印作為照片作者的署名認定權利歸屬。

楊潔告訴記者，法院在加強照片作品的著作權權屬審查后，圖片類作品批量維權案件顯著減少了。“通常來說照片的作者是拍攝照片的人（攝影師），他授權圖片公司進行使用時，需要提交原始底片，證明自己是照片的作者。而司法實踐中，一些圖片公司的圖片權屬是有爭議的。比如某些國內圖片公司在訴訟中提交的圖片權屬證據，是國外圖片公司的授權書，但難以追溯到攝影師對國外圖片公司的授權證明。權屬授權的鏈條不完整，我們認為其權屬來源是不清楚的。”楊潔解釋。

此外，最高法認為照片作品的判賠金額應當以市場價值為基礎，市場價值應當以涉案作品的市場正常許可費用等作為參照來確定。當市場正常許可費用無法確定時，應當以近似市場價值為參考。

“批量維權的主體是以大量購入低價值作品，索求高額賠償金額作為生存或者牟利手段的，訴訟成了牟利主要途徑。針對這種異化，我們認為還是要讓圖片的價值回歸市場，由市場進行調節。比如一張獨創性低、市場利用價值低的圖片判決賠償3000元，就是一個比較高的賠償金額。在圖片公司批量對外授權的情況下，目前單張圖片的許可使用費用并不高，我們就根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布會的意見精神，以市場價值為基礎，作為照片作品的判決賠償金額。這兩年，我們對圖片類作品批量化訴訟的判賠金額是逐年下降的。”楊潔說。

浙江紹興柯橋區集聚著3.2萬余家紡織商戶，被稱為“國際紡都”。自2008年起，杭州某版權代理有限公司經營者周某等人，非法誘導紹興輕紡城部分經營戶將他人創作的紡織花樣圖案交由該公司進行著作權登記，并委托該公司維權。周某等人明知前來登記花樣圖案著作權的客戶無實際著作權，仍幫助代理著作權登記，并假借維權之名，通過發律師函、提起訴訟等方式向相關經營戶要求賠償，累計獲利340余萬元。

經柯橋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2022年10月，柯橋區人民法院對該公司4名主犯作出判決，其中公司主要負責人周某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該案件入選2022年知識產權檢察十大案事例。

3.虛假訴訟何時休

與前述商業化維權的爭議行為不同，還有一些案件則是以維權之名行虛假訴訟之實，嚴重擾亂市場經營秩序，阻礙行業的創新發展。

柯橋區人民檢察院承辦檢察官以上述案件為例，總結了以著作權維權為名的虛假訴訟的主要特征——

第一是惡意搶注，擾亂正常申請登記秩序。按照花樣版權登記的正常程序要求，申請登記人必須事先填寫完成相關表格，且須重點說明該花型設計靈感、設計過程等內容。涉案公司提供的所謂“包版服務”，即申請花樣版權登記的市場經營戶只需提供花樣圖案和身份證即可。花樣多以將已經存在的花樣拓印下來，或者簡單修改大小、形狀等作為來源，涉案公司相關工作人員會負責編撰花樣版權登記所需的創作說明，并將創作時間提前一年，直至花樣版權登記成功為止。

第二是假意維權，擾亂市場經營秩序。取得經營戶的維權訴訟委托之后，在明知經營戶無實際著作權的情況下，涉案公司惡意提起“侵權”訴訟，通過發律師函等方式對300余個經營戶索賠340余次，有的經營戶近兩年多次被告上法庭。這使得諸多售賣公版花樣的市場經營戶處在時不時面臨被訴訟索賠的境地，整個市場人心惶惶。

第三是惡意訴訟，牟取巨額非法利益。正常的版權公司代理維權，維權所得應當屬于客戶，代理公司收取正常的代理費。而涉案公司還提供所謂“后續維權服務”，“幫助”版權登記經營戶打擊競爭對手，形成所謂“壟斷市場”,但約定維權所獲經濟賠償由涉案公司所有。針對同一個花樣，涉案公司在長時間內針對全國各地不同的“侵權”經營戶，反復提起維權訴訟。

4.斬斷非法利益鏈條

“商業維權是知識產權的重要維權模式，但一味追逐商業利益，容易滋生惡意訴訟、虛假訴訟，并滋生黑灰產業鏈，形成利益鏈條。”上述承辦檢察官說。

李永明認為，版權的維權有時可以撬動整個產業，影響產業正常有序發展。比如在上述案件中，花樣著作權既涉及布料生產、銷售，也涉及紡織品加工企業、商家以及用戶，此類虛假訴訟的波及面廣、危害性大。

辦案過程中，柯橋區檢察院邀請多位知名高校專家學者開展了“懲治知識產權虛假訴訟研討會”。會上專家建議，司法機關應強化數字技術手段，提升溯源能力，促進事實查明。法院在審理中，發現同一當事人或者同一代理人在一定期間內以同一事由多次參加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訴訟，應當注重審查該當事人是否具有虛假訴訟的嫌疑。

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識產權宣傳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對大量收購版權進而“維權”的行為，加大對實體權利基礎的審查，準確把握重復訴訟認定標準，防止借維權之名、行牟利之實的行為發生。

李丹在案件代理中也感受到，法院在立案時加大了對權利人主體資格的審查，“如果某機構僅得到了針對侵權提起訴訟的權利，即只針對程序性權利進行的授權，而沒有基礎權利的授權，比如沒有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復制權、改編權等基礎權利，多數法院認為這樣的機構不應當被認定為基于著作權的實際權利人”。

除了從法律政策層面進行規制，李永明建議：“對于技術發展引發的問題，也要借助技術的方式來解決。”他進一步解釋，目前知識產權的授權機制是中心化的，需要找到授權機構進行，不夠便捷。同時文字作品、標識等知識產權的客體都易于復制，難以追溯。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公開透明的特點，正可以突破這些隱痛。在區塊鏈上，從權利產生、授權使用、轉讓交易、價值評估、侵權檢測等版權的全鏈路信息都記錄其中，且不可篡改，為版權交易和維權訴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采訪過程中，多位專家學者都表示，商業維權案件種類多樣，更新換代速度快。目前短視頻對長視頻的侵權問題、直播帶貨的背景音樂侵權問題等，類型化程度較高，爭議焦點同質化明顯，容易形成批量案件。數字產品、人工智能等領域出現的版權問題，則是法律上的全新課題，需要司法機關不斷探索如何化解新問題和新挑戰。

（本報記者 陳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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