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民族在發生巨變的時代，都會面臨文化建設的重要問題，而文化建設是政治建設的基礎，二者相互促進，相互發展，從而創造出一個新的時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也。西漢武帝時期的文化建設，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

在秦亡漢興的朝代更替中，政治、社會、文化秩序遭到空前的破壞。漢承秦制，繼承了秦的政治體制及其運行方式，但又不斷降低這套政治體制的運行速度；繼承了秦的一套法令刑罰，但又逐漸廢除繁苛性、嚴酷性。惠帝、高后時期，漢廷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文帝、景帝承襲舊制，進一步去除繁苛。要之，漢初政治的本質是秦政，即以法家的刑罰之治為主；無為之治主要是養民，但沒有以禮義教化民眾，而與儒家的德治不同；因此，漢初未進行實質上的政治改革。

(資料圖)

秦楚漢之際，天下大亂。在連綿不斷的戰火中，秦廷中所藏文化典籍、社會上私藏典籍又大量地損毀，儒者學士或戰死，或流落，數量大幅減少。漢興，劉邦本無多少文化修養，否定《詩》《書》在社會、政治中的作用。儒者陸賈從劉邦定天下，時時在劉邦面前稱說《詩》《書》。劉邦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惠帝、高后在文化上無為而治。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文帝、景帝不好儒者，漢廷崇尚的黃老之術與法家同源，反知識、反文化、反傳統。《史記·儒林列傳》簡要敘述了從高帝到景帝時官方對儒學及儒者的態度和行為，儒學在漢廷中未受到重視，儒者不被任用。要之，漢初諸帝在文化政策上采取積極的作為較少，沒有恢復和重建秦政所留下的文化空白。

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無為而治，到武帝時，社會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由于漢廷未重視文化建設，而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識形態，故民眾大多不講禮義；且無為放任的政策也助長了民眾的驕橫、奢侈、腐敗之風。因此，武帝承擔文化建設的使命更為緊迫和重大。《漢書·藝文志》：“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皇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大儒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請求武帝在文化和政治上實行改革：“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即改革。

二

所謂文化建設，即是在多種思想文化中確立某種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主流思想文化的核心是一整套價值體系，指導人們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各種領域中的行為。西漢武帝時期文化建設的重大成果是儒家思想獲得了正統的地位，即“崇儒更化”，后世史家或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確立了“六藝”與孔子之術的主流地位。“六藝”是中國古代文化長時期的積累和總結，孔子予以整理，且賦之新義，奠定了傳統文化在典籍上的根據。禮樂是“六藝”的基本內容，孔子、孟子在傳統中推陳出新，為禮樂尋找到內在的精神實質，即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觀念，從而對傳統思想進行了“哲學的突破”。

董仲舒《天人三策》，是西漢文化建設的經典文獻：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春秋》大一統，不僅是政治上的一統，也是思想文化上的一統，即以儒家的思想文化及其核心的價值觀念為正統。

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等儒者的建議，積極地展開了“崇儒更化”的文化建設。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即位，發動了第一次的崇儒運動。《儒林列傳》曰：“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武帝斥退法家和縱橫家之流，而舉薦文學（即儒學）之士。

建元五年春，漢廷“置《五經》博士”。《詩》《書》《禮》《春秋》《易》，獲得了經典的地位，所謂《五經》。武帝以治《五經》的學者為博士，即專經博士。這是漢廷崇儒更化的重要舉措。

元光元年（前134）五月，召賢良，公孫弘等一大批儒者獲得了重用。《儒林列傳》：“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這次征召明確地斥退黃老、刑名等諸家，征召的基本上是儒者。公孫弘治《春秋》，是漢代第一位封侯拜相的儒者，天下學士向風而傾倒。

元朔五年（前124），武帝興辦太學，這是崇儒更化的最大成果。董仲舒《天人三策》：

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這直接開啟了元朔五年“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等文化政策。公孫弘秉承武帝之命，著《功令》，具體地制訂了博士弟子員的選拔、考核和任用等。朝廷置博士弟子員，在京師興太學；地方上，郡國縣道設立郡學和縣學。官學的興盛，有力地促進了士人學習、研究、傳承《五經》及儒家經典，儒家的思想文化取得了正統的地位。

要之，在建元元年至元朔五年的十六年間，漢廷通過數次重要的政治舉措，終于確立了儒學的主流地位。“群儒首”董仲舒及其《天人三策》，積極推動了漢廷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實行。班固說：“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漢書·董仲舒傳》）

三

武帝“崇儒更化”的主要內容有四。

其一，大制禮作樂。儒家的理想政治是禮樂政治。明堂之制用于天子朝見諸侯，目的是強化中央朝廷對諸侯的統治意義。天地之祭是禮樂制度中的重要內容，一是表明漢家政權來自天命，所謂君權神授；二是請求上帝佑助。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封禪泰山，漢家的禮樂政治達到了高峰。封禪的必要條件有二：一是易姓為王；二是太平盛世。封禪的目的在形式上是報答天地諸神的功德，實是表明王朝受命于天，皇權有神圣性。武帝立樂府而采詩，也是制禮作樂的一部分。一方面有娛樂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了解各地方的風俗民情，以制作新的禮樂來移風易俗。

其二，以儒家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為核心的價值觀念，指導人們在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中的行為。《天人三策》：“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在政治上，以德為主，以刑為輔；在社會上，以仁義禮樂教化民眾。武帝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于德。”（《漢書·武帝紀》）

其三，提高儒生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尤其是在政治隊伍中重用儒生。博士在朝廷上可以參政，議政；也可受天子之命巡行天下，出使四方。董仲舒是《春秋》學博士，出為江都王、膠西王之相。公孫弘是一位以《春秋》白衣為天下三公的儒者。博士弟子員在學習期間免賦稅，也得到一定的生活補助。學成后，可直接進入官僚機構。儒家“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在官方政治制度的保證下得以實現。經學與利祿緊密結合，一方面理性行政，以德治國，使政治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多數儒者把經學作為敲門磚，故不能真誠地從事經學的學術研究，缺少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不利于經學研究的獨立和創新。

其四，漢廷建太學、郡縣學等官學，促進了《五經》事業的繁榮昌盛，發揚了儒家之廣學興教的傳統。一是學習、研究和傳承《五經》的士人眾多，從而使經學研究得到廣泛而深入的開展。二是以《五經》解決現實社會政治的重要問題，即“通經致用”。《五經》不僅是史，是古代文化知識的寶庫，而且是經，能解決現實社會政治的重要問題，尤在政治上具有法典的意義。董仲舒以《春秋》決獄。酷吏張湯以治《尚書》《春秋》的博士弟子為官，以斷獄。儒者王式把《詩》三百作為諫書。《五經》不僅能解釋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

四

武帝“崇儒更化”的文化建設，在今天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一，“崇儒更化”的文化建設，是走在政治改革的前列，這是從文化走向政治。政治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上，即以文化規整政治。

第二，在崇儒的文化建設中，政治力量發揮了主導作用；但政治力量的展開，是基于社會力量的訴求。漢初，儒學在民間逐漸興盛，形成了一股較大的社會力量，其勢漸壓諸家之說。因此，政治力量的展開順應了社會要求。

第三，漢廷的崇儒更化，是建立在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六藝”，代表了古代文化傳統的知識和價值。孔子之前，“六藝”成為貴族學習和修養的教材。孔子整理“六藝”，并重新解釋，為傳統的禮樂建立了內在仁義的精神實質。

第四，文化建設要立足于學術研究的基礎。大儒申公早年游學于長安，跟從荀子的門人浮丘伯學習，晚年退居家教，謝絕賓客，專心研究《詩》，其“魯詩”成為西漢的顯學。董仲舒三年不觀于舍園，專門從事于《公羊學》的研究，司馬遷贊嘆“其精如此”。大儒伏生是秦博士，在動亂之世，退居家鄉，研究不輟，一直到九十余歲，以治《尚書》為名。總之，漢初的民間、朝廷學者，多能專心治學，在《五經》的學術研究上成果豐碩。

（作者：劉國民，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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