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線6月29日訊（記者 胡靜漪 通訊員 李筱盼）南方“暴力梅”，北方“高燒不退”。6月以來，我國一半以上的省會城市迎來今年“首個高溫”，絕大多數屬于“提前報到”。

隨著極端和異常天氣越來越頻繁，應對氣候變化已成為國際關系的重要議題。為解開這道大題，浙江正在打造全國首個、也是唯一一個減污降碳協同創新區。

(資料圖)

6月28日，浙江省減污降碳協同創新區建設現場會在嘉興平湖召開。國家和省市級生態環境部門牽頭，能源、交通、工業、建筑等19個省級部門共同參與。這項牽涉廣泛的浩大工程如何回應氣候問題？氣候應對與經濟轉型如何實現雙贏？

為何選擇浙江

“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并非新概念。

上世紀90年代，氣候問題進入全球治理時期，碳排放被認為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之一，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提出了“次生效益”“協同效應”等概念。

“大氣污染與溫室氣體排放具有同根、同源、同過程的特性。”現場，生態環境部規劃院副院長嚴剛介紹，如防治污染排放的同時也在減少碳排放源，修復生態的同時也在增加森林、濕地等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將治理污染和減少碳排放同步來抓，可以降本增效獲得雙重效益，國內實踐由來已久。”

不過，國內正式提出這一理念是在2020年。當年9月，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期間，中國做出“3060”國家自主貢獻承諾（指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雙碳”工作部署中首次提出：“要繼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實現減污降碳協同效應。”

浙江的實踐正是從2021年開始的。先人一步，源于現實所需。浙江是經濟強省、資源小省，資源環境承載壓力大；同時，浙江外向型經濟體量較大，跨國企業受到全球供應鏈的碳中和壓力傳導。“在歐盟，普通塑料制品的價格遠高于新材料制品，其中就源于碳排放相關稅費。”省生態環境廳相關負責人表示，歐盟碳關稅、行業碳中和目標等機制，正在為產業鏈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標定價格，深刻影響全球產業競爭格局。

“從被動視角看，‘雙碳’是一種倒逼機制；但從主動視角看，也是參與全球化的重要切入點。”該負責人說，在未來經濟形勢中，減污降碳是最大的確定性，浙江已將其作為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總抓手，同步解決氣候應對和經濟轉型問題。

2022年9月，生態環境部復函同意浙江省率先開展減污降碳協同創新區建設。不到一年，樣板區建設進展不少，會議現場發布的《浙江省減污降碳協同創新區建設2023藍皮書》寫道，浙江已在全國率先發布減污降碳協同指數、初步建立財政專項資金試點激勵機制、搭建“減污降碳在線”應用場景……通過制度創新，浙江逐步構建起系統架構。

協同的三重深意

走進以化工新材料為主導產業的嘉興港區，清新空氣、清潔河道等“綠”元素讓人驚喜。去年以來，浙江在城市、園區、企業等層面組織開展兩批共18個省級試點、26個標桿項目建設，嘉興港區就是其中之一。

減污降碳協同的第一重含義，是通過技術創新、流程協同實現綠色轉型。

在嘉興港區的浙江惠禾源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展示廳，記者看到真石漆、彩石瓦、阻燃保溫隔熱等建材產品。很難想象，它們的“前身”是危險廢物飛灰，也就是生活垃圾焚燒后的殘渣。

“我們創新技術，將飛灰中難以分解的有害物質穩定固化在水淬玻璃體中，再把它制成綠色負碳建材產品。”該公司董事長助理潘婷介紹，該項目每年可以綜合利用危廢15.9萬噸，減少碳排放6.86萬噸，并創造經濟效益近3000萬元。

園區中，產業鏈上下游互補降碳，已創新出多種模式。比如，飛灰無害化處置中所用水源，來自石化企業循環冷卻水排水；化纖企業用上新材料公司的副產氫尾氣做燃料，減少了天然氣使用量；污水處理企業利用高濃廢水產生的沼氣發電，實現用電自給自足……

協同的第二重含義，在于不同層級、不同領域間的合作。

縱向來看，浙江搭建多層次的試點網絡，從一家企業、一處工業園區起步，再到鄉鎮、區縣、城市；還要針對現代化國際大城市、工業型、數字經濟型、生態良好型等城市的不同類型，建立差異化的協同路徑。

橫向來看，盡管減污降碳是生態環境領域的重要任務，但不能靠一個部門“單打獨斗”。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以重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以公路為主的運輸結構都是“雙碳”任務的挑戰。這也是此次多達19個部門參與推進會的原因，“環林農水”“工能建交”以及科技、財政、金融等支持缺一不可。

協同的第三重含義，是政府“搭臺鋪路”、社會各界參與共建。

推進會上，技術服務平臺“減污降碳浙里來”應用在“浙里辦”上線。“我們采用社區傳播的方式，搭建熱點專題互動場景，讓低碳技術分享、案例展示、專業評價等功能實現實時更新。”省生態環境科學設計研究院副院長陳齊說，該平臺將不斷引入產業鏈上下游的企業和專業機構，從“政府—企業”轉向“企業—企業”“專業機構—企業”，并把浙江的技術成果和平臺模式輸出到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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