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報記者 陸成寬

12月18日，由中國科學院科學傳播局、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中國科技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學出版社）共同主辦的《席澤宗文集》出版座談會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報告廳隆重召開。

《席澤宗文集》由陳久金主編，科學出版社出版，分為《科學史綜論》《新星和超新星》《科學思想、天文考古與斷代工程》《中外科學交流》《科學與大眾》《自傳與雜著》六卷，系統梳理了席澤宗院士的科研成就和生平，全面反映了席澤宗院士的貢獻。

《席澤宗文集》出版座談會現場

席澤宗院士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史家和天文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席澤宗院士是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和李儼、錢寶琮等人共同開創了科學技術史學科，創建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后來發展成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數十年來為中國科技史的學術研究和組織管理工作貢獻自己的精力和才智。2007年8月17日，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上，由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發現的小行星1997LF4、獲得國際永久編號第85472號，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小天體命名委員會批準，正式被命名為“席澤宗星”。

席澤宗院士的科研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人生事業中最耀眼的成就即1955年發表的《古新星新表》和1965年與薄樹人先生合作發表的補充修訂表。兩份星表系統整理了自公元前14世紀至1700年古文獻中的相關記錄，發表以后很快被譯成俄文和英文，成為20世紀下半葉研究宇宙射電源、脈沖星、中子星、γ射線源和X射線源的重要參考文獻，很多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都利用兩份星表尋找射線源與星云的對應關系，研究恒星演化的過程和機制。其中尤其以1054年超新星記錄研究與蟹狀星云的對應關系最為突出，中國歷史記錄為恒星通過超新星爆發最終走向死亡找到了實證，體現了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記錄對現代天文研究的巨大價值。《古新星新表》古為今用，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席澤宗院士在科學思想史、天文學史、天文學和天文考古等領域均有諸多建樹，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之一，他不僅總領天文學專題，還在組織、引領整個團隊的多學科合作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通過嚴謹的科學研究，席澤宗院士帶領團隊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取得了諸多天文學成果：通過“天再旦”確定了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根據“歲鼎克昏”確定武王克商年為公元前1046年；通過五次月食確定了商王武丁在位年代為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這些研究成果有力支撐斷代工程將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推進800余年。同時，席澤宗院士還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否定了“三焰食日”的記錄為日食，澄清“食日”是清晨到午餐前的一個時間段，這一否定使中國擲掉了“最早的日食記錄、最早的日珥記錄、最早的日食和水星并見記錄”三項“世界冠軍”，有力地回擊了國際上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是搞“民族主義”的污蔑，彰顯了我國學者的科學精神和大國風貌。

席澤宗院士還非常看重科學普及工作，致力于將專業的知識傳播到公眾中去，以此營造科學文化、助力科學教育和人才培養。他在大學讀書時就開始科普寫作，先后撰寫了許多科普文章，內容涉及冬令時與夏令時、對牛郎織女的新認識、中秋賞月的原理、地球是怎樣來的、月亮的秘密、歷史上的天文學家等等，各種常見的天文學現象、科學史故事呈現給公眾。在50年代，他還經常到工廠、農村、軍營、學校去演講，普及天文知識。他認為這都是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和義務，真正做到了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兩翼并舉。

席澤宗院士的學術成就體現著嚴謹、求實、創新的科學精神，其生活態度更體現著可敬的科學家精神。他提倡“安貧樂道”精神，并以莫泊桑的“一個人以學術許身，便再沒有權利同普通人一樣生活”鼓勵大家。他潛心研究所謂的“冷門學問”，即使是在“文革”逆境中仍然堅持不懈，終于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印證了他“做學問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勤奮和不怕坐冷板凳”的理念。

席澤宗院士既著眼于中國古代科學、致力于發掘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也放眼世界，關注外國科學的發展與特征、中外文化的異同以及中外科學交流。他關注蘇聯、歐洲、日本等國家對天文學的貢獻，探究中外科學交流以及西方天文學對中國的影響、中國天文學在西方的傳播等。這既體現著追求創新、追求卓越的科學精神，也體現著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信的科學態度，顯示出真正的文化自信。

《席澤宗文集》的出版，是他科研成果的匯總，也是編委會“十年磨一劍”的心血結晶，體現了席澤宗院士對世界科技史學、天文學、天文史學的巨大貢獻。他的學術論著和崇高風范是國家和人民巨大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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