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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工作總方針是以田野考古工作為中心，以多學科聯合攻關方式開展研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自2020年開展以來，進行了系統的田野考古與多學科研究工作。各團隊圍繞遼寧建平牛河梁，山西興縣碧村、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延安蘆山峁，河南新密新砦、偃師二里頭，山東章丘焦家，四川新津寶墩、大邑高山、廣漢三星堆，湖北天門石家河、沙洋城河，湖南澧縣雞叫城、孫家崗，安徽含山凌家灘，浙江余杭良渚、江蘇常州寺墩等遺址，開展系統的田野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
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工作進行中，多學科聯合攻關碩果累累。我們突破常規檢測方法，對中國文明起源階段北方石城白灰面直接進行年代測定，為這一類建筑遺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提供了準確的數據支撐，填補了國內白灰面遺跡測年方法的空白，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進程中的北方模式奠定了可靠的年代學基礎。同時，我們使用了多種分析檢測手段，與碳十四測年相結合，采用貝葉斯統計和核密度估計法對測年結果進行分析，綜合分析考古遺存年代，對重點遺址的關鍵時間節點探索有了新的認識，尤其是在石峁遺址與三星堆遺址的測年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古環境研究進一步揭示了不同遺址所在區域的基本環境特征及主要的環境變化過程存在顯著的差異。其中，對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區的地震、距今4600年至4300年期間長江下游地區的大規模洪水泛濫、距今4200年前后氣候變遷造成的稻作農業加速西傳、距今5200年、3800年和2800年前的環境變化事件等對區域文化發展的影響進行了綜合分析，從宏觀的角度對比審視了不同區域社會復雜化進程的同異以及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大勢，初步揭示了自然環境在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生業經濟模式研究顯示，距今7000年以來各地區存在明顯的差異，并在文明化進程中有不同的演進模式，手工業經濟專門化和規模化生產是各區域社會復雜化的共同特征，而跨區域資源技術的整合是龍山到二里頭階段逐步形成更為廣域復雜社會的重要原因。距今4300年以降的陶寺遺址已經初步體現出獲得跨區域社會資源的能力。進入夏時期的二里頭遺址更是體現出有意識對不同區域的玉石、金屬、特殊陶器等資源的控制和管理。權貴型手工業經濟的發展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做出重要貢獻。動物資源利用在不同地區均體現出肉食和祭祀在資源管理和利用模式上的分化。中原地區顯示出明確以粟為主，黍、大豆、水稻為補充的混合型農業生產體系。以石峁遺址群為核心的北方早期文明，在農業結構上以粟作為主，黍的比例略高于中原地區，尚未發現小麥等外來品種，畜牧業的發展僅初見端倪，尚未成為該地區的主要經濟成分。稻作農業發展是推動長江中下游地區復雜社會進程并造成區域差異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稻作農業模式與早期復雜社會結構存在共生關系。
我們借鑒西方關于文明和早期國家的理論與方法、結合古史記載，全面描述中華文明的形成歷程，從歐亞大陸的比較視野討論中西互動對中華文明形成的影響。在世界文明起源的背景下，討論早期中華文明的特征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完成了對“區系類型”“重瓣花朵”“中國相互作用圈”等已有理論的綜合研究，深化了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宏大進程的認識。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 人民日報 》（ 2023年01月01日 07 版）(責編：胡永秋、白宇)
關鍵詞： 不斷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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