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館二樓，展柜中一幅用曲曲彎彎的文字書寫的文獻吸引著參觀者。展柜里正在展出的是唐代用回鶻文書寫的《皈依三寶愿文》。它旁邊展出的是唐代用藏文抄寫的《大乘無量壽宗要經》。這些展品都是莫高窟第17窟所藏敦煌文獻中的精品。
(資料圖)
2022年12月23日，天津建市618周年。相較古都，天津很“年輕”。這里為何有敦煌文獻的珍品？
“家藏”何以成“國寶”
“天津文物精品薈萃、體系完備、傳世者眾，很大程度是一大批無私愛國的杰出收藏家、捐贈者及他們的后代捐贈的。”天津博物館館長姚旸介紹。
史料可查，明清時期，天津地臨京華，位當通衢，逐漸成為四方人文風物匯聚之地。以安岐、查日乾為代表的鹽商巨賈，在此首開文物收藏的盛況。近代，天津發展成為北方中心城市，各界名流紛至沓來。其中，既有藏金懷璧、寓居津門的貴胄遺老，也有坐擁厚貲、廣事征求的工商實業名家。他們或擁藏，或征購，以不同的方式激發著天津文物收藏的活力。
新中國成立后，以王襄、徐世章、周叔弢、張叔誠、楊石先為代表的實業家將珍藏的文物捐給了國家，使“家藏”變成“國寶”，造就了天津博物館恢宏的館藏。
姚旸介紹：“天津博物館藏敦煌遺書300余件，其中250多件都是來自周叔弢先生的捐贈。周叔弢將自家經營企業所得，幾乎全部用來購買文物與古籍，藏書量多達4萬余冊。敦煌遺書屢遭外族劫掠，周叔弢聞之怒不可遏，從此，但凡敦煌遺書，他見一件買一件，唯恐國寶再落外人之手。周叔弢請專業人員為他收藏的250多卷敦煌遺書定制紙盒，裝好后藏進特制的木箱，再不轉手。”
此次，天津博物館從相關的300余件館藏里精心挑選35件藏品與觀眾見面，其中14件是首次展出。策展團隊將此次展覽命名為“鳴沙遺墨”。
目前，天津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不僅數量不少，其中還多是首尾完整的全卷。它們以漢文佛經寫本為主，有些是傳世佛教典籍中并不多見的，書體以楷書為主，也有行書、草書寫本。此外，還有珍貴的道教經典和社會文書，時代跨度大，內容豐富。這些價值極高的敦煌文獻，不僅填補了天津博物館收藏的空白，也讓天津博物館成為我國研究敦煌學的一大園地。
展覽精品蘊含重要意義
展覽中被觀眾議論的回鶻文獻《皈依三寶愿文》和藏文文獻《大乘無量壽宗要經》，都是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民族文獻中的精品。
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所長鄭炳林介紹，回鶻文是維吾爾族先民使用的文字，形成于8世紀中葉，借用中亞粟特文字母創制而成。藏經洞出土的回鶻文文獻屬于早期回鶻文文獻，其時代大致相當于沙州回鶻時期。早期回鶻文書寫方式為從右到左橫寫，主要是一些殘編斷簡，內容涉及書信、牒狀、詩歌、諺語、格言、詞匯表、發愿文、頌詞、禮贊三寶文、觀音贊、禮佛文、佛經、摩尼教文獻等。回鶻文文獻大部分流藏于海外，有50余件，少量部分保存于國內。而藏文文獻是敦煌文獻中數量最多的民族文獻，敦煌的藏文文獻,主要是吐蕃統治敦煌期間所留下來的,還有一部分是在吐蕃統治敦煌之前吐蕃人所寫，在這一時期才帶到敦煌。其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歷史、宗教、軍事、法律等多個方面。藏文文獻有15000件左右，海外藏的藏文文獻約有5000件，國內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獻10000余件，其中絕大部分保存于甘肅。
鄭炳林說：“敦煌文獻除藏文、回鶻文外，還有于闐文、魯尼文、栗特文、梵文、吐火羅文、敘利亞文、摩尼文、婆羅米文、契丹文、西夏文、蒙古文等。這些充分體現了敦煌文化的多樣性，對古民族文字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價值。通過敦煌文獻，我們可以具體地了解西北邊陲之地——敦煌的歷史、社會、民族、宗教、民風、民俗、文化等，進而探究中古時期河西走廊，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面貌。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民族文獻，對加強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彌補在民族文獻、宗教等方面的不足，以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本報記者 劉茜 陳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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