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2月25日電 （記者劉佳）記者從國家文物局獲悉，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是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川渝地區文明進程研究》的實施內容之一。從2020年3月啟動發掘至今，已經初步摸清祭祀區的分布范圍和內部格局，并新發現6個“祭祀坑”，目前K3、K4、K5、K6已經結束野外發掘工作，K7、K8發掘工作也已過半。截至目前，6座新發現“祭祀坑”已經出土編號文物11000余件，而近完整器超過2400件，其中銅器870余件、金器510件、玉器45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00余根。

四號坑出土扭頭跪坐銅人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據了解，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鳥形金箔飾、銅頂尊跪坐人像、銅扭頭跪坐人像、銅立人像、銅人頭像、銅面具、銅尊、銅罍、銅“神壇”、銅龍、銅網格狀龜背形器、玉璋、玉戈、玉鑿、神樹紋玉琮、玉器座、玉刀、石戈、陶矮領甕、陶尖底盞、絲織品殘痕、象牙雕、海貝等，部分文物從造型、紋飾來看，均為此前所未見。

通過發掘，明確包括1986年發掘的一號坑（K1）和二號坑（K2）在內的八座“祭祀坑”均位于一個與東北側三星堆城墻大致平行的呈西北—東南走向的長方形黃褐色純凈粉沙土（發掘區第⑤層）范圍內，亦即疑似的祭祀區。在祭祀區內不見與“祭祀坑”同時期的其他居住遺存，只有8座“祭祀坑”、小型圓形祭祀坑、矩形溝槽以及出土有與“祭祀坑”同類埋藏文物的灰溝和大型建筑。8座“祭祀坑”中除了K1和K2疑似開口于⑤層下之外，其余均直接開口于③層下，K3打破第⑥層，K4打破第⑦層，K5至K8打破第⑤層，其中K6打破K7。根據上述層位關系，結合K3填土出土陶器、K4埋藏陶器、K4測年結果，以及目前已經明確的K2、K3、K7、K8出土文物可以拼對復原的現象綜合判斷，K1、K2、K3、K4、K7和K8的年代為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大致相當于晚商殷墟四期，K5和K6年代稍晚，大致相當于西周早期。

三號坑出土銅頂尊跪坐人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8座“祭祀坑”的平面形制可分為寬長方形、窄長方形和近似方形三類，K8面積最大，將近20平方米，K5和K6分別僅有3.5平方米和4.1平方米，面積甚小。除了K5和K6所有“祭祀坑”的方向均非正南北向，大致呈東北—西南向（K1、K2、K3、K4、K5）或者西北—東南向（K6、K7、K8）。各坑的埋藏堆積，除了K5和K6相對簡單，在填土堆積之下只有一層埋藏文物之外，其余幾個大坑相對較為復雜，不過最底層都是埋藏的各類文物，其上埋藏象牙。K3在填土之下、象牙之上的東北角傾倒一堆灰燼。K4則在象牙之上由東南角傾倒一層平均厚達30厘米的灰燼，在灰燼和填土之間的東、西局部區域還填充有夾雜紅燒土顆粒的黃褐色粉沙土。K8堆積最為復雜，先是埋藏眾多大小不一、質地各異的文物，之后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后于南、北兩側填充夾雜紅燒土塊的黃褐色粉沙土，之后鋪滿整坑灰燼，再之上填充夾雜大塊紅燒土和“石磬”碎塊的黃褐色粉沙土，最后填土掩埋。以上幾座大坑不同埋藏堆積層之間并無明確界限，部分象牙實際上也混雜在各類文物之中，如K3、K8，而K3還有幾件銅器顯然是象牙埋入坑之后才入坑的。K3、K4和K8的灰燼也并不單純，包含燒土顆粒以及較多細小文物或大型文物的殘片、構件。

三號坑出土戴尖帽銅立人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關負責人表示，本次對于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考古發掘，意義重大而深遠。第一，新發現的前所未見的遺跡和文物，進一步充實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也將促進關于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行為和祭祀體系研究，彌補以往在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的缺陷和空白。第二，進一步闡釋“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認識。1986年發掘的一號、二號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國內其他地區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發掘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頂尊跪坐銅人像和銅圓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絲織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進一步夯實了這一認識。第三，運用“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單位合作”的新理念。本次考古發掘以及其中創新使用的現代化多功能保護大棚、恒溫恒濕考古發掘艙、現場應急保護實驗平臺、多功能考古發掘操作系統、遠程控制系統、24小時不間斷拍攝系統等，必將對中國考古學學科發展、工作方法和科技考古等方方面面形成積極深遠的影響。第四，系統展現了中國豐富多彩且悠久燦爛的古代文明，是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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